近代长三角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形成以上

前言

近代开埠后，随着上海的崛起和传统商业城市苏州、杭州、湖州、扬州的逐渐衰落，长三角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关系，上海当之无愧地成为长三角的“龙头”，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当时受调查者认为“上海为最富华之区”，“工商业发达，谋事甚为易易”，“有似银钱铺地，俯拾即是之想象”。１９３６年各省农民离村调查也显示，上海是长三角腹地离村者的主要目标去处。毫无疑问，上海成为长三角人力资源的富集地。

（一）上海工业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农村经济的破产又致乡民纷纷涌向都市寻求生计，两者之间呈现出劳动力供与需的互动互补态势

上海早期工业发展中劳动力数量最多的产业，当属以棉纺业为主体的纺织工业。１９２９年上海社会局调查指出：“棉纺一业，为市内最重要之工业，工人之众，为各业之冠。”纺织工人总数占上海各业工人总数的７４．１％，其中棉纺业工人数达１０余万，占各业工人总数近一半。通过考察上海各纱厂历史以及工人来源，我们发现上海棉纺工人以穷困破产或半破产农民占绝大多数。近代中国战乱、苛税、腐败和灾荒等多因素相加影响下，农民多以借债度日。调查显示，江浙皖借款度日农户分别占总农户６２％、６７％和６３％，借粮度日农户分别占５０％、４８％和５６％，负债者比例最高的兰溪县达到８３．８２％，农民终年辛苦竟不足以供给全家一年的开支，为求生存必须另寻出路。早期工业的发展扩大了上海的就业机会，江浙皖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迁往上海。根据１９６２年调查，上海棚户区居民大多是“自苏北等地流亡来沪的农民”，在家乡饱受剥削和战祸天灾，虽几经挣扎仍无以为生，“才不得不流入城市来希望混一口饭吃”。

上海纱厂集中的杨树浦一带聚集着大量讨生活的苏北难民，夏衍笔下“充满汗臭、粪臭和湿气”的日资纱厂就以苏北籍工人为最多。根据上海某日资纱厂统计，工人来源虽遍及苏浙皖鲁豫和两湖两广等地，但以苏皖两省为主，占比高达９５．８％，其中苏北籍占比达到７２．４％。韩起澜在研究中也写道：“在苏北工人的最大受雇者之一的棉纺业中，被认为强壮、有力气、不怕灰尘的苏北女工被分配到活儿脏苦的车间去。”便利和价格低廉，华资纱厂中厚生纱厂、荣丰纺织印染厂等也招收来自苏北的破产农民。近代上海工商各业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用地不断扩展，沪郊农民的耕地严重减少，人均不到二亩。失地农民如何谋取生计？对此，上海县志记载：“商市展拓所及，建筑盛，则农田少，耕夫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必然之势。”为探讨上海工业化对沪郊农民的影响，１９３４年沪太大学教授带领学生对纱厂集中的杨树浦附近５０户农家进行调查：“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上海市的工厂范围已扩展至杨树浦区域，于是这些村落，距离工厂很近了，现在每日朝夕，成群的工人———其中以女工占多数，每个人的手中提着一只盛饭的竹篮，终岁不断地到工厂内工作。”

调查结果表明，上海早期工业发展致农民失去土地，而紧邻村落的纺纱厂又为农民提供了谋生手段。棉纺工业的勃兴和手纺业的日趋式微，在近代与传统的矛盾冲突中，为具有娴熟纺织技术的劳动力提供了选择的多样性。据《字林西报》报道，“大小女工，多自上海周围二三百里之远”的地方来到棉纺织厂。各县方志对此也颇多记载，川沙县“女工本事纺织，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宝山县“从前城厢妇女按户皆能机织，自布值衰落，获利渐微，遂多就厂工作”。嘉定县真如镇四乡女工，“自沪上工厂勃兴，入厂工作所得较丰，故妇女辈均乐就焉”。宜兴乡村妇女“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此亦以生活所迫使其不得不如此”，“全县由农妇变为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

（二）随着大量人口涌入上海，以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庞大人际关系网络形成，这极大便利了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给，上海工业发展需要寻找合适人力的成本大为降低

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的同乡关系，对于离村进城的农民来说更具信赖感和亲和性，因此棉纺厂招工尤其注重籍贯和帮口，以来自工厂投资人、合伙人和招工头家乡者为多数，这种围绕工厂管理层形成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是上海早期棉纺工业发展中劳动力来源的重要途径。比如申新纱厂创办人荣氏兄弟是无锡人，“早期技工多数是从无锡、常州一带农村招来”。上海德大纱厂创办人穆藕初是浦东人，纱厂工人中“浦东的贫苦农、渔民占较大比重”。上海厚生纱厂，来自股东薛宝润和贝润生的故乡江阴和苏州的失业游民和破产者数量众多。对工人专业化程度有所要求的产业，如机械制造业、丝织工业等，劳动力来源中传统手工业者和具有专业知识或技能者占有相当比例，其招募方式主要围绕领班或招工主事者形成劳动力的资源网络。

机械制造业中早期技术工人主要由外地籍的传统手工业者转化而来，如上海英商祥生船厂打铁领班长期由无锡籍的技工担任，木工部和翻砂部领班则青睐宁波人，领班之间大多是同宗或亲戚关系，领班在招募工人、学徒时，“大量引用与自己有关系的亲戚、同乡”。据祥生船厂木模老工人回忆，历届继任领班与木模工之间“也都有亲戚关系”，“百年来，一脉相承，没有变化”。区域也主要在浙东的嵊县、东阳、新昌，浙西的杭州、绍兴、湖州，苏南的苏州、常州等地。从丝织学校招收学员是上海丝织工人的第二个来源。如美亚绸厂的工人构成中，杭州工校艺徒班的学生占职工总人数“估计约在５０％左右”，他们大多来自浙东嵊县，“与美亚主持工务的魏嘉会、童莘伯均属同乡”，魏、童二人也多次受单位委派赴家乡招收青年进厂学习，“这些农村青年，为求在上海得一啖饭之地，工作无不勤勤恳恳”，为美亚绸厂提供了大批优质劳动力。

可以说，上海早期工业的勃兴，扩大的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富集了大量的人力资源，这对上海早期工业化有两大重要贡献：一是工业化成为可能；二是庞大的人力资源网络培育了附加值更高的工业企业的成长土壤。而上海工业的发展也通过各种形式反哺腹地。五、结语在近代长三角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我们一直有两个疑问：一是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发展为什么最早在上海起步并在之后的进程中一马当先，二是乡村腹地从上海工业化的发展中得到了什么。追溯这两条线索，我们发现上海工业化发展决定性的支撑来自广阔腹地，腹地乡村提供了初步工业化所需要的核心要素：原料、市场和重要的人力资源。而上海的工业化发展为小农经济社会注入了活水：信息、技术和市场的流动性。固然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上海的收获更为人所瞩目，但当我们以宏观的视角俯瞰近代中国，长三角的腹地乡村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经济活力，这与两者间的良性互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结语

综观世界各国的早期工业化历史，冲突往往大于协同，剥削与对立是城乡间互动的主题。上海早期工业化虽也步履维艰，但腹地乡村对工业化发展所表现出的能动作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与近代上海耦合所迸发出的强劲动力，证明了中国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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