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文化界的苏浙现象

百年来，新加坡以转口贸易闻名天下，转口贸易撑起了一个繁荣的新加坡。很少人注意到，“转口贸易”这个城市性格，深深地影响了新加坡的文化艺术。新加坡作为一个文化码头，以往自己的产品不多，大量进口别人的产品则不少，或是转口，或是“来料加工，增值输出”。

徐悲鸿是个代表人物，他的美术基础在中国打下，在法国强化和提升，而他的艺术创作巅峰时期却在新加坡，他以新加坡为主要活动舞台，展现非凡才华，为世界所认识。在这一个意义上讲，徐悲鸿是从新加坡走向世界。

以中华文化的发源发展来看，新加坡或许真的可以称作是文化边疆，但是，以扩大的国际视野来看，新加坡却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可以成为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中心，文化枢纽，因此孕育出独具南洋风格，多元文化特色的文化艺术产品实属必然。

这里补充的是：中国文化学术界向来不大重视这个“文化边疆”，中国出版的书，研究跟南洋关系密切的文化人，如冼星海、徐悲鸿等，提到他们跟南洋的关系时，往往语焉不详，甚至是只字不提。从根本上讲，这是“大中原文化中心”观念作祟，总有人潜意识里头瞧不起南洋，认为这里是“蛮荒之邦”。

实际上，“文化边疆”是个相对的概念，你以中原为中心，南洋当然是边疆，但是，作为南洋的中心城市，新加坡就不是边疆而是中心了。

长期以来，中国对自己的文化人南来的研究不够重视，可以从最近在美术馆举行的“徐悲鸿在南洋”展览看出来。还有个不受重视的文化现象是：新加坡文化界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来自江苏与浙江的文化人在新加坡新闻、文学、美术与音乐领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一时无以名之，且称为文化界的苏浙现象吧。

前面提到的徐悲鸿是江苏宜兴人，与新加坡关系密切的大画家刘海粟是江苏武进人。

音乐家任光（－〕，是名曲《渔光曲》的作者的，他是浙江嵊县人。大约是在年，他在新加坡进行文化工作，是当时影响很大的铜锣音乐会的创始人之一。

胡愈之是上个世纪40年代新加坡一位名举足轻重的文化工作者，年12月南来担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即现在的总编辑），战后创办了《风下》杂志，他也是《南侨日报》的创办人之一。胡愈之是浙江上虞人。曾经来新加坡担任《南侨日报》领导职务的名作家夏衍是浙江杭县人。巴人（王任叔），浙江奉化人，年来新加坡，与胡愈之并肩奋斗，在新加开展文化工作。大家熟悉的郁达夫是浙江富阳人。还有好多对新加坡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苏浙文化人，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当然，南来的文化人不限于苏浙两省，但是除去粤闽两大传统侨乡，苏浙两省（特别是浙江）的文化人在新加坡文化界的地位十分突出，这是可以肯定的。

苏浙有那么多文化人南来新加坡，并非偶然，这是一股“推力”和一股“拉力”相结合的结果。“推力”是什么？先是中国十年内战，好多文化人要到海外谋生，然后是抗日战争，文化人要到南洋从事抗战救亡宣传与筹款工作，这都是“推力”；“拉力”又是什么？南洋华人社会迫切需要发展文教事业，但是人才不足，需要借助于人文荟萃的苏浙的文化人。

转载请注明：http://www.yixingshizx.com/yxzx/145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