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笔下的宜兴乡音
范培松：江苏宜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苏州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任，苏州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苏州市作家协会主席等职。
45年前，我离乡到姑苏求学。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云彩家乡的土地，我统统没有带，带走的仅仅是：乡音。
宜兴话，很特别，声音硬，富有阳刚之气。转折明显，有些倔强。在大学一年级，我担任现代汉语课代表，照例，对普通话应该率先过关，想不到，偏偏我成了个老大难。倔强的声调，怎么也使我过不了关。现代汉语老师把我列入了“困难户”，他使出浑身解数，改变我的宜兴话，可是，我的宜兴腔宜兴调就是岿然不动。他叹息又叹息。因为宜兴话中“a”音特别夸张，他就用宜兴话语宜兴腔调编了一句典型的宜兴话：“买了3（宜兴人读sa）3只咸（宜兴人读ha）鸭（宜兴人读a）蛋（宜兴人读da）”送给我。那时学校规定，秋收夏种，师生必须下乡劳动。因此，大家吃住在一起，这位先生就用“买了33只咸鸭蛋”和我开玩笑，效果极佳，大家笑得眼泪都掉下来。我因此得到了一个“咸鸭蛋”的雅号。对此，我也乐滋滋的。乡音成了我的名片。在文革中，我们被驱逐到农场劳动，那时农场里，打破系的界限，混合编制。一次，这位先生又用这句话，和我开玩笑。在场的众人哈哈大笑，突然，冷不丁有一个戴着墨镜的老人冒出一句话：“我也是咸鸭蛋！”大家愕然，寻声看去，乃我校著名的教育学教授邵晓堡先生。教育界流行一句话，无宜不办学，大学里宜兴籍教授多得很，想不到，我又得到了一个“咸鸭蛋”同志。众人笑得前俯后仰，在寒流滚滚的残酷的岁月里，一个乡音的玩笑，给大家带来了丝丝的暖意。也正是邵先生的这句“我也是咸鸭蛋！”的坦白，从此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乡音是胎记。它从娘肚里带来，又被后天众乡亲熏染。乡音是亵渎不得的。记得以前读孟子，有一篇散文是记他和一位名叫许由的辩论，大概是辩论社会分工问题。当然，孟子的理由要足一些，但辩到最后，孟子就不地道了，因为许由是南方人，孟子就把问题扯到乡音上，大骂许由是“南蛮鴃舌”，像鸟叫。倒不是我也是南方人，因为一个人的乡音和论题正确与否毫无关系，这叫以势压人。诚然，在很多文艺创作中，如相声、评弹、滑稽戏等中，为了增加一些艺术效果，穿插一些方言是可以的，但也得以不亵渎为原则，因为，一个方言的形成，有它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对历史和文化应该尊重，否则，要遭到报应的。
乡音也会带来一些麻烦。年我应邀在韩国全北大学讲演。为我作翻译的是全北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毕业于台湾大学，说一口流利的国语。讲演完毕，他累得满头大汗。他一边擦汗，一边问我：“你的国语怎么和我在台湾大学学的不同，翻译好累？”我不由得笑起来，说，这是方言——宜兴话！原来是我的乡音折磨了他。我只能紧握他的手，为我的乡音向他道歉！我在台湾东吴大学任教，开始我的讲话同学都说不大听的懂，尤其我讲到激动处，速度快，嗓门高，同学哇哇叫，直摇头。可是不久，我和他们说，我一定改掉乡音，慢慢用国语讲，但他们却齐声说，不要！不要！你的乡音，好听！想不到，我们的宜兴话，有这样的魅力！最近，我又一次去台湾，遇见那些学生，他们还调皮地学我的宜兴话呢！
乡音在我，我是乡音。思乡思在乡音上。出差在外，只要一听到乡音，人就会立马一激凌，条件反射，兴奋异常，必趋前叩问。他乡遇故知，一口乡音泯灭了距离，人人皆亲人。年我在台湾东吴大学任教时，在一次作家聚会上，见到了台湾的著名的宜兴籍女散文家姚宜瑛，她激动极了，拉着我的手，用纯正的乡音，称呼我为家乡来的小老弟，并把我一一介绍给其他台湾作家。我被他的乡音和乡情考得简直糊了。从此，我就认了这位大姐。每次回宜兴，一下车，乡音就亲切地从四面八方涌来，此刻，心莫跳，屏息静听，久违了，可爱的纯正的百分之百的乡音，毫不犹豫地拥抱着我，亲密、亲密，天那，我觉得奢侈极了，晕乎乎、醉兮兮。环视四周，似乎父老兄弟在我的周围。我融化在乡音中，只能喃喃自语，故乡，飘泊在外的游子回来了。
年过花甲，离乡近半个世纪了。人也奇怪，年龄越来越大，却愈思念昔日在宜兴的一切。我自己也惊讶，天也变地也变人也在变，独独乡音不变。谁说人间无永恒？我说有，那就是：乡音永在，乡情永在！
范培松故乡——南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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